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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是我们父亲母亲100周年诞辰纪念的日子。父亲史熙光，生于1905年5月16日，卒于1956年1月6日，享年50周岁。母亲赵湘如，生于1905年11月13日，卒于1998年11月20日，享年93周岁。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，经历了我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动荡时代。他们出生于满清的封建家庭，在民国时期，亲身经历了第一次国民革命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革命风暴。解放后，在社会主义阳光的沐浴下,享受到幸福的晚年。父母亲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，他们经历过艰难和曲折，为子女、为家庭，同时也为社会贡献了自己的一切。他们虽然没有令人眩目的光辉业绩，却顺应了时代的潮流，每当决定人生命运的关键时刻，大多能做出正确的选择，为维护家庭安宁和社会稳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。
1924年，父亲冲破封建家庭的牢笼到上海求学时，次年在上海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1927年北伐革命失败后，蒋介石叛变革命，发动了震惊中外的针对共产党人的"四一二"大屠杀，八七会议后，立三"左"倾路线领导时期，于1927年12月组织在家乡宜兴暴动，父亲参加领导了这场暴动，任行动委员，暴动失败后逃亡至上海和浙江。在此危难之际，母亲毅然离家出走，追随父亲一同逃亡，为革命为爱情献出了自己的青春。母亲的家庭是名门望族，封建意识非常顽固，岂能允许自家小姐如此大逆不道，做出这样的越轨行为，当即向外宣布我母亲暴病而亡，在棺材内装了猪血出殡，以此划清界限，彻底断绝了关系。
父亲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奋斗数年，1930年因党组织遭到破坏而与组织失去联系。后在昆山、松江做度量衡检定员和中学教员等谋生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国共第二次合作，形势有所好转，1938年带领一批青年至华中寻求抗日，后回到家乡，又与新四军联系，做些外围工作，曾奉命鼓动开明人士抗日，协助建立抗日根据地。1943年冬，父亲被日寇逮捕入狱，母亲多处奔走，冒着没膝的大雪，通过各种关系，多方营救，并得到地下党组织的帮助，终于获释。此后，父亲的行动极不自由，但还经常向群众宣传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抗日主张，讲述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历程，曾鼓动了一批青年参加了新四军。这些活动都得到母亲的全力支持和配合。母亲还直接参加过党的外围工作。
父亲脱党后，尽管再没有恢复党籍，但对党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过，从小就教导我们共产党是最先进的组织，只有共产主义才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，还经常痛骂国民党反动派的各种罪行。母亲一直支持父亲的言行，他们并把父亲未能坚持完成的革命事业，期待自己的子女继续完成。在父母的熏陶下，大姐解放前在上海电信局工作期间，追求进步，加入了上海地下党。迎接解放时表现突出，因护局荣立二等功。家乡一解放，又把不满12周岁的我，送到徐州参加人民解放军，这些在当时家乡民众中影响很大。
解放前，父亲主要职业是中学教师，家庭生活的经济来源主要是父亲和大姐的薪金，还有部分地租收入（约占1/3），解放后父亲不愿再有土地剥削行为，主动放弃了田产。土地改革评定地主成份时，全村有17户人家被提出在全村大会上公开评论。母亲挺身而出，客观地陈述了我家的经济情况，并对照党的土地政策，提出不应该被评为地主成份的理由，当时受过父亲革命教育的青年农民也站出来说了公道话。结果17户中仅我家一户被评为小土地出租者，余16户均评为地主。这件事，不仅维护家庭的正当权益，也很好地贯彻了党的土改政策。
解放后，由于我家人口多，收入低，生活一直比较困难。尤其是1956年父亲病故后，除大姐和我在外工作外，家中还有四个小弟妹。母亲操持家务，既要维持家中五口的人生活，又要供他们上学。经济收入靠大姐和我的工资，大姐和我分别于1955年和1957年考上了大学，大姐家自身负担也重，因此每月我们两人尽最大势力，也只能寄回去四五十元，家庭生活相当困难。为此，母亲五十多岁了，还不辞劳苦，进入了居民委员会为解决贫困居民困难而办的街道工厂做工，去烧搪瓷，做布鞋，每月可有十余元的收入，从而度过了艰难的岁月，把我们兄弟姐妹都培养成人，六个兄弟姐妹中，大学毕业4人，中专毕业2人。
母亲工作一贯认真、严谨，在街道工厂更是积极，责任心很强，担任会计和保管时账目清楚，公私分明。她还当过一个时期的负责人。在操持家务中也养成每日记账的习惯，对重要资料均安全保存。我参军时年龄小，入伍时间仅记得是1949年秋，具体月份记不准确，填表时开始填9月，后又填10月。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政策规定凡1949年9月30日以前入伍的享受离休待遇。当时我很为难，自己都记不清楚，究竟是9月还是10月入伍。有一次探亲时和母亲说起，母亲说是49年9月，当时就把我入伍后所在部队-24军政治部寄给家里的军属证找了出来，这张保存了30多年的军属证上写明，我的入伍时间是1949年9月21日，为我离休提供了确切的证据。
1969年，我当时已有两个孩子，大的不足两岁，小的刚出生，当时正值我校从西安迁往重庆，茹英当时刚从内科护士调到小儿科当护士长，一个新的专业，又初次担任领导工作，非常繁忙。我也由一名普通医生提拔到院领导班子里，开始是院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成员，后任命为副院长。工作压力很大，加上环境改变，生活上不方便，两个孩子又小，困难之大，可想而知。母亲当时已是65岁高龄，随我们一起到了重庆，为我们带孩子，料理家务解除我们的后顾之忧，保证了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工作，帮我们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。
父亲离开我们已经49年了，母亲离开我们已经7年了，但他们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。他们有博大的胸怀，不仅把一生的爱都献给了我们，同时也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国家为社会为革命做出了奉献。
亲爱的父亲母亲，我们永远的怀念你们！ |
| 史无例 2005年清明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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